“懂得”很多道理是一件危险的事

在1939 年秋天，“二战”激战正酣。

一个下午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散步时，聊起一则消息：据说德国政府正在谴责英国政府煽动一起针对希特勒的谋杀案。

维特根斯坦评论说：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，我也不会惊讶。

马尔康姆则反驳：这种行为不符合英国人的“民族性格”。

似乎是无伤大雅的争论，却导致了维特根斯坦跟马尔康姆的断交。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。

五年之后，在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上服役的马尔康姆收到维特根斯坦的来信，终于了解了维特根斯坦为什么那么生气并与之断交——

那封信里，关于他们的争论，维特根斯坦说：“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简单幼稚得令人吃惊。我发现研究哲学给你带来的，只不过是使你能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，并没有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。”

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的苛刻和较真，而我们大抵不会遇上这么矫情的老师。

马尔康姆的错误多数人常会犯——就是通过一个抽象的概念来作为答案，试图作为结论盖棺论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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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上海人都很精明小家子气、河南人都是骗子心很黑、东北人都爱吹牛皮、新疆人擅长偷东西……

诸如此类，全都试图通过一个抽象的概念来进行归纳，从而方便自己的认识。

这是我们在应对巨量信息时形成的一种本能，降低思考所消耗的能量，本是无可厚非，却也极容易成为固化认知的框架，并常常接纳其倒果为因的合理性。于是，狭隘的偏见自然就形成了。

因为一直以来对太平天国是农民反抗满清暴政起义的定位，使我们更愿意相信其正义性，而无视这场革命造成了超过二战的人口死亡数；

因为史书一贯强调道德品质的重要性，使我们更愿意相信那个遵守祖制的海瑞是个好官，却看不到他几乎一辈子没干出过什么政绩；

因为苏东坡文采飞扬才华横溢，使得我们更相信靠文才就能当个好官，基本不会注意他在治水、理政方面的突出才干……

这样的偏见的例子举不胜举，绝大多数时候，我们只看到了能看到的，于是推理出了合理性。

而很多能让我们看到的也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，比如那些打动人的励志故事，大抵都沿着逆袭的套路，强调了勤奋努力的重要性，忽略了环境、时代的背景和相应的趋势——毕竟，谁都看不见风，只能看见飞在天上的猪，那头猪就是精彩而抽象的答案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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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懂得很多道理，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？

因为道理只有一面，而事实却有千万面。这些我们“懂了”的道理是被我们的理解能力所提炼的，大抵已经和实践无关了。

更可怕的是，随着知道越多、经验越多，人对于自己持有的道理也越发自信——

我们并不容易接纳自己不认可的观点，更趋向于接受自己认同的方向并不断强化佐证这一切。而对于那些并不认可的，就巴不得盖棺论定，用一个概念或者结论进行回避或无视。

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：

如果学习哲学的人非但没有因此养成谦卑的习惯，学会鞭辟入里、小心谨慎地分析，反而借此赢得了知识上的骄矜，随心所欲地滥用这些危险的语句，那将不只是对哲学的践踏，更会戕害公共讨论的品格和日常生活的常识感。

这句半个多世纪前的观点至今仍让人深感敬佩。